《格林童话》的意义:不是为儿童提供娱乐,而是为民俗学储藏材料
2019-12-01

    摘 要《格林童话》是国际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圣经,格林兄弟一直被尊奉为国际民间文学研究的创始人。事实上,格林兄弟首先是语文学家与日耳曼学家,他们搜集与编纂民间文学的工作,是作为他们的语言、历史与法学研究的总体工作的一部分展开的,因此,理解格林兄弟的民间文学研究,应该放在其语文学与语言学的研究背景中来进行。威廉(左)和雅各布(右)一提到格林兄弟,人们马上就会想到“格林童话”,然而,人们对他们的尊敬多于了解。普通人并不知道,格林兄弟其实主要是作为语文学家(philologists),作为德语以及德国文学的研究者,或者更准确地说,作为日耳曼学的奠基人而驰名世界的。他们搜集、整理、出版与研究童话、传说、神话的工作,是作为他们语言、历史与法学研究的总体工作的一部分而展开的。今天,“口头传统”的研究者们直接把格林兄弟奉为学科的奠基人,竞相转述着他们有关童话、传说、神话的学术思想,然而,格林兄弟生活与工作的时代,距离我们有200余年的时间了,那时,他们专心致志地关注各种“口头传统”的历史原因是什么?他们搜集、整理、出版与研究“口头传统”的行为如何构成他们更大学术与思想的整体的一部分?反过来,他们的学术与思想又如何赋予他们具体的“口头传统”研究以历史意义?自他们辞世以来,他们的历史贡献如何被有选择地继承与发展,继而又如何驱动(或者妨碍)国际“口头传统”的研究历程?这些问题都值得予以细心的辨别与梳理。一、格林兄弟的“民族语文学”在雅各布·格林(1785~1862)与威廉·格林(1786~1859)的童年时代,人们仍然认为童话故事是乡村老妪或者愚昧的女仆们所讲的谎言,其中充斥着迷信与无知,是令人不屑一顾的低级的“口头创作”,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侮辱文明人类审美感受的极其简单的半原始的艺术形式。只有那些说教性的故事,在被“美化”之后,才可能在上流社会优雅的沙龙活动中偶尔被讲述。Charles Perrault(1628-1703)但是,远在格林童话集问世前100多年,法国诗人沙尔利·佩罗(Charles Perrault)就出版了《鹅妈妈的故事》童话集;18世纪末,德国学者约翰·卡尔·奥斯特·穆泽乌斯(Johann Karl August Musaus)出版了八卷本的《德国民间童话集》。法国与意大利的学者们也在搜集民间故事。[1]这些学者不仅从文献中辑录民间童话故事,还直接从农民、士兵、商贩、家庭主妇以及儿童那里搜集民间故事。他们意识到,民间童话并非只是一种娱乐孩子的小故事,而且应当是文学童话。他们都没能抑制住操纵民间童话语言的冲动,而对童话进行了大量的文学加工,在搜集来的民间童话中掺入了许多并非真正民间传统的东西。《德国民间童话集》封面(作者像)也正好在18世纪后半叶,德国浪漫派的学者们开始推崇民间诗歌,他们认为这是唯一真正的诗歌,体现了普通人的情感与智慧。当然,他们盛赞民族传统过去之辉煌是为了逃避当时的痛苦。德国浪漫派诗人们所发现的民间歌谣与故事,大多数都是被自由地用于他们自己幻想性的创作的。他们把现存的民间创作进行艺术加工后变成自己的作品,即使是格林兄弟的诗友克列缅斯·布伦坦诺(Clemens Brentano)、阿希姆·封·阿尔尼姆(Achim von Arnim)所编辑的民歌集《男童的神奇号角》也不例外。[2](P75)格林兄弟的工作方法则大不相同,他们是尽可能保持口头文学朴实无华的原貌。正如舍甫琴科在《格林兄弟·俄文版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极其细心和谨慎地对待自己民族(以及其他民族)丰富的民间口头创作,不但保留童话的内容、情节发展的方式和方向、故事的主旨,而且还保留它独特的语言形式,这就是雅各布·格林和威廉·格林在出版童话工作中几乎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2](P5)然而,问题在于,格林兄弟为什么能够提出并遵循迥然有异于其前辈及其同辈诗友们的“基本原则”呢?从他们的传记资料中可以发现,早在马尔堡大学求学时期,格林兄弟在法律学方面就深受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的研究方法的影响。正是从这位导师那里,格林兄弟学会了在研究社会现象中珍视历史主义,学会了在学习和科学探索中遵循的方法。与此同时,也正是通过萨维尼,格林兄弟结识了德国浪漫派的著名人物布伦坦诺与阿尔尼姆,并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古代德国的诗歌与语言。这是一片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他们恋恋不舍地暂时抛开了祖辈的职业传统(法学),不顾生活的困顿,转而从事语言与文学的研究,立志要调查古代德国的文学、故事、传说与迷信。他们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与热情,来搜集与整理相关材料,最终以此作为他们学术研究工作的基础。他们竭力想要把德国乃至日耳曼语族口头传统的“明珠”曝光于天下,而不是让它们久久埋没于历史的尘土当中。一开始,他们辑录文献中的相关材料,汇集朋友们寄来的相关材料,因此主要呈现出从事文献研究的学术印记,而这些文献材料也只是业已消失了的民间传统的梗概。施泰瑙(Steinau)的格林兄弟的故居,他们在这里长大尽管格林兄弟的文献研究转向了“过去”,但是他们并不是单纯地为了“过去”而研究“过去”,而是渴望有益于“当代”。强调这一点非常必要,因为从表面上来看,他们不过是在翻检故纸堆,搜集与出版一些从来不被人提及的濒临遗失的手稿文献,强调一些琐碎的为众人所鄙视的口头创作的文类,可这些只是“表面上看上去如此”,事实上,他们是在强调其中古代德语的独特性,强调这些材料对于德国语言与文学史的重要性,因为它们是过去的时代人民代代相传、共同使用过的语言。这里不能不提到格林兄弟的“语言哲学”与“民族精神观”。雅各布·格林在《论语言的起源》中承认:在所有事物中,即在人们所发明的、想出的、保存的和转给别人的以及在同他们本身所具有的和由他们所创造的大自然的结合中所创造的一切事物中,看来语言是最伟大、最珍贵、最必需的财富。但是完全掌握它并且了解它的全部深刻性也是极端复杂和极端困难的。由其他的神秘和奇异的事物所围绕的语言的起源是神秘的和不可思议的。[2]在格林兄弟之前,很少有学者会关注德国古代文学,高等学校仍然是由古希腊语与拉丁语构成的古典语文学所统治。格林兄弟显然是研究德国人本民族语言的先行者与奠基人,而雅各布·格林更是以其四卷本的《德语语法》,为日耳曼语文学奠定了基础,也为“比较的历史语言学”方法论奠定了基础。格林兄弟联手创造了从古希腊语与拉丁语的古典语文学研究向本土的、历史的、活着的德国语文学的转变。在古典语言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格林兄弟使德语具有了与古典语言同等的地位,并鼓励世界各民族人民为提升本土语言的合法地位而奋斗。尽管雅各布·格林从事《德语语法》的研究,但他并不试图建立一种德语理论。在他看来,祖国的语言应当作为某种正常的、自然的东西,同母亲的奶汁一起吸收。人民在没有语法知识的情况下不也是可以自如地应用自己的母语吗?语言是人民天然的财富,他用以下的话表达了自己的意图:编写德语历史语法的念头完全吸引了我。在认真阅读德国古代文献资料的时候,我每天都能发现这样完美的形式:它完全能够同那种引起我们对希腊人和罗马人产生嫉妒心的东西相媲美。同时,出现了所有同族方言之间完全意想不到的近似情况和从前所没有发现的它们之间存在差异的条件和状况。在我看来,彻底研究和说明这种不间断的、持续的联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2]在这段话里,雅各布·格林的民族浪漫主义思想充分地体现了出来。显然,民族统一与独立的意识,是隐藏在他生活与工作背后的强烈动因。19世纪前半叶的德国,外有法国这一强势邻居的高压与威吓,内有邦国之间的对峙与倾轧。格林兄弟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了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当时知识阶层所要求的国家统一与政治民主,似乎仍然遥不可及,但是,格林兄弟从来没有放弃推动时代进步的努力,他们竭力通过自己的日耳曼学研究来论证德国政治统一的语言学基础。格林兄弟认为,从路德到歌德的整个德语文学史完全可以说明,德语是一种近乎完美的语言[2]。整个日耳曼语族完全有资格获得与古希腊语、拉丁语相等同的尊重与重视。在某种意义上,雅各布开展德语语法的研究,正是当时民族浪漫主义的一种具体实践。此外,雅各布还注意到了日耳曼语族内部的相互联系与内在差异,这就需要研究它们之间是以什么方法联系起来的。他从方法论上强调从历史的、比较的视角研究语言关系,在他看来,如果不弄清楚更早的古代的语言形式,就不可能理解现代的语言形式。当然,在19世纪中叶,无论是普鲁士人、巴伐利亚人、符腾堡人、巴敦人、黑森人、萨克森人或者是汉诺威人,虽然他们分别属于不同的邦国,各自具有自己的语言特征,但他们又都是讲德语的人,因此,尽管他们的语言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是,他们也许更加愿意强调自己是一名讲德语的人。雅各布所谓的“德语研究”其实并不限于德语本身,而是把哥特语、英语、斯堪的纳维亚语都纳入进来了。他的语言研究远远超越了民族与国家的边界。作为一位博雅的语言学者,雅各布热情地赞美意大利语,并称之为拉丁语之冠,是其中最丰富、最悦耳的语言;同样,他也赞美瑞典语与丹麦语富有表达力。换言之,与德语或者日耳曼语一样,在雅各布的思想中,各个民族的语言对于其所属民族而言,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与价值。雅各布深入研究了德语的内部结构,研究了这种内部结构如何把词粘合在一起,并使它们融合为更复杂的语言构成物的一般规律。而且,他发现这种“内部结构”和“语言的精神”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发生作用,在人们的心里唤起并强化某种认同感,进而有力地塑造了某种“民族精神”。反过来,民族的性格和历史又反映在民族语言的性质与命运中。雅各布强调,人们思维的自由发展归功于语言,思维与语言都是人们的财产。人们天性中固有的自由,就是建立在二者的基础之上的。“语言、思维、民族精神、自由的天赋”一起构成了雅各布语言哲学的基础。循此逻辑,德语自然是德国人民自由发展与形成的历史成果,具有使整个日耳曼民族联合起来的粘合力。德语所塑造的德国人,在智能方面体现出两种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特征,一方面,德国人民迷恋传统事物,另一方面则是对新事物敏感。德国人不愿意放弃他们的天性中所固有的东西,又随时准备吸收精神上的一切。正是基于上述语言哲学,格林兄弟才会关注民族语文学;正是为了通过自己的民族语文学帮助德国人民争取自由和统一的斗争,他们才会转向“口头传统”。“口头传统”是联系古代与现代、必然与自由的桥梁。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格林兄弟又是把语文学当成某种工具,当然也是达到他们所设定的目标(寻找与弘扬民族精神)的唯一途径。在柏林大学任教期间,威廉·格林讲述史诗《谷德仑》与《尼伯龙根之歌》时,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语文学本身并不是他的目的,通过语文学重新认识史诗中所反映的久被淹没的德国人民的精神,才是他的重要目的。格林兄弟一直都在强调,语言的敏感性帮助人们意识到自己是人,各民族的语言帮助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民族精神。因此,对于一切高尚的民族来说,语言永远是最大的欢乐与财富。格林兄弟的语文学研究,客观上提升了德国人对自己的语言与民族的荣誉感,他们的皇皇巨著既是德语区统一的象征,也确实促成了德语区的统一。二、《格林童话》与故事学的诞生尽管《儿童和家庭童话集(Nursery and Household Tales)》(简称《格林童话》)自其首次(1812年)出版发行以来,不到10年,就获得了世界性的巨大声誉,但是,格林兄弟作为“口头传统”的搜集者的角色却又是毁誉参半的。作为搜集与研究童话工作的开创者,格林兄弟已经能够被今天的国际口头传统的研究者们在他们的时代语境之下给予相对公平而合理的评价了。1819年第二版的《儿童与家庭故事集》早在1806年,受阿尔尼姆与布伦坦诺的鼓励,格林兄弟就已经搜集、整理了数量可观的童话故事。格林兄弟对于这些搜集而来的故事很少进行修饰,只是在他们认为有必要的地方进行一点点改变。可是,浪漫主义诗人布伦坦诺认为,这些未加提升的童话故事既单调沉闷又结构混乱,而阿尔尼姆则批评他们坚持撰写前言与做注释的工作方法。显然,格林兄弟与他们的朋友们在如何转写口头语言艺术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如何谨慎地对待普通的口头语言,以便忠实地记录它们,并把它们转达给读者,这不仅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而且隐藏着深刻的思想性的原则。正如今天人们所意识到的那样,正是通过这种工作模式的转变,格林兄弟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口头传统”的研究。具体来说,这里所谓“口头传统”包括了民间歌谣、故事、传说、神话、谚语、史诗、叙事诗等。通过阅读格林兄弟的传记资料,我们发现,在向朋友与邻居们搜集童话故事的过程中,格林兄弟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要让那些喜欢给孩子们讲故事的老年妇女去给成年人讲童话,远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比如那位著名的“马尔堡说书女人”,一开始,她敷衍格林兄弟的妹妹对她的讲述故事的请求,后来,当威廉·格林的诚恳态度终于打动她,消除她顽固却又合情合理的顾虑之时,她觉得:“如果她去给有学问的人们讲自己那些可疑的故事,他们会讥笑她的。”[2]最终,无奈的威廉·格林只好转弯抹角去求助于孩子们,让孩子们去求她讲述故事,然后,孩子们把听来的故事再转述给他们的父亲,而他们的父亲记录下来之后再转告给威廉·格林。可以想象,格林兄弟为了获得这些宝贵的财富,付出了多大的耐心与毅力。格林兄弟面对的第二个问题更加严峻。在记录童话故事的工作中,除了准确的洞察力与热情之外,还需要严格意义上的转写原则。在这里,格林兄弟区分了“真正的童话”与“伪造的童话”两种类型,正如传记作者所评价的那样:作为真正的研究者,他们不仅仅局限于搜集和编写工作。格林兄弟一方面保留童话本来的、原封不动的情节,不破坏它的体系、结构和主人公的语言特点,另一方面又赋予所搜集到的材料以自己的语言形式。[2]语文学家们把格林兄弟最终呈现的语言风格描述为“热情洋溢而又简单朴素”。自《格林童话》出版之后,两百多年以来,这部著作在世界范围内所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证明了上述评价是中肯的。的确,一方面,格林兄弟并没有逐字逐句地转写童话讲述者的全部讲述内容。他们的学识与判断力,为他们保留所谓“童话的全部纯洁性”提供了最高的保障,他们既严格保留真正的童话的情节、主题,保证其中的任何一个情节都没有捏造,没有渲染,也没有改变;另一方面,他们又公开承认他们按照语言的规范对这些童话进行了加工。具体来说,在转写口头文学的原则问题上,雅各布·格林强调科学的可靠性,认为加工与改造的做法是令人感到不快的;威廉·格林则主张进行艺术的和富有诗意的修改。但是,既然兄弟二人在尊重历史的必要性上具有共识,那么,两个人都会尽量恪守尊重口头讲述的原则,赞同几乎不加改变地记录它们的做法。坦白地说,他们“只是为了使它(童话)重新放出自己全部优美的光辉,才按照语言的规范进行加工。雅各布的准确性和严肃性同威廉的形式上的优美感构成了难以代替的创造性的结合”[2]。因此,在《格林童话》第一版的卷头上,格林兄弟所谓“格林兄弟搜集”中的“搜集”二字,只能理解为格林兄弟一贯的自谦式的表达策略。事实上,正如威廉·格林的儿子盖尔曼·格林所评价的那样,“童话以格林兄弟献给人民的那种形式重新成为人民的财富。”[2]他们用自己的童话集,为人们打开了每一个民族所有的美好而又珍贵的东西,全世界的人们从此以后都知道它、阅读它、喜爱它。是的,全世界人民都“阅读它”。《格林童话》甫一出版,孩子们就都十分喜欢它,他们要求父母每天睡觉前给他们读上一两则;孩子的父母们预言格林兄弟的搜集与整理工作会给他们带来永久性的荣誉,并且会因此激发他们及其他人去搜集更多的故事。他们的预言没有错。在近50年的时间里,格林兄弟——尤其是威廉·格林——孜孜不倦地搜集、整理、出版他们的《格林童话》,并数次对它进行修订、扩充、补充与完善,努力使之具有完善和优美的语言形式,同时又不破坏它纯粹的民间性质。到1886年,“大本的”《格林童话》出了21版,“小本的”出了34版。格林兄弟去世之后,《格林童话》重版、重印的次数多到无法统计。他们的搜集与整理工作获得了世界性的成功,这是格林兄弟所无法预想的结果。“家庭故事”(Household Tales)变成了“书面童话”(Buch marchen),这就意味着“本真性”(Echtheit)成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了,尽管格林兄弟一再声称要保存这种“本真性”。当然,“书面童话”使得《格林童话》跻身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行列。1819年之后,雅各布·格林基本上专注于他的语言学研究,威廉·格林则全身心地负责童话故事的整理与再版工作。虽然格林兄弟在工作上协同一致,一生都保持着相依相爱的手足之情,但是他们都具有自己的个性,而且这种个性既表现在性格上,也表现在研究方法上,部分地还表现在研究方向上。雅各布与科学“订了婚”,而威廉则献身于诗学。作为简洁优雅的语言大师,威廉在口语方面具有极好的理解能力,他用“对话”来取代“间接的讲述”,并给予童话中某些偶然的事件以动机。必要的时候,他还会把异文书面的与口头的版本拼接在一起,以便创作出一个更好的版本。他既保存了原始版本的内容与形式,又赋予它新鲜的表达与风格。如上所述,他的更严谨的哥哥并不总是赞同他这样做,却也允许他在转录时具有某种程度的自由。在威廉去世以后,1860年,雅各布在柏林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谈到他弟弟的工作时说:在所有我们的书籍中,幻想故事最接近他的心灵,他从来没有忽视它们……每当我拿起这些故事集,我都会深深地感动,因为,在每一页上面,威廉都会浮现在我的眼前,字里行间都呈现着他的思想。[3]雅各布的话提醒我们,《格林童话》远不只是一种“搜集”,而是镌刻着威廉·格林的独特诗学风格的创造性劳动。搜集童话故事的第二卷时进展十分顺利,这主要是得益于他们的朋友封·哈克斯特豪森与德罗斯捷-休利斯霍弗姐妹的帮助。在她们所生活的那些偏远地区,讲故事仍然是一种活态的传统。正是在为《格林童话》第二卷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威廉·格林发现了杰出的故事讲述人多罗捷娅·菲曼,这个老妇人来自接近黑森的尼杰尔茨维连村,从她那里,威廉获得了大约二十个故事,这些故事大大地丰富了《格林童话》第二卷的内容,然而,这位可怜的老妇人却没有机会看到那本载有她的许多童话的书的出版,因为她在此之前就去世了。《儿童与家庭故事集》第二卷(1819)扉页:多罗捷娅·菲曼《格林童话》第二卷出版于1814年。在第二卷的导言当中,威廉·格林表达了他希望越来越多的故事能被及时地记录下来的愿望。他认为,这些成果将为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学进化的研究奠定基础。他再次强调了童话记录的“准确性”,并通过描述菲曼的讲述特质传达了这一观点,他说: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是,由此我们认识了一位来自茨维恩乡村的农妇,这个地方就在黑森附近。从她那里,我们获得了大量真正黑森的故事,大部分都出版在这一卷当中了,她讲述的故事是对我们第一卷的补充。这位妇人,身体硬朗,五十出头,名叫菲曼。她长着一张结实而愉快的脸,目光炯炯。她年轻的时候一定非常漂亮。她头脑里铭记着这些古老的故事,正像她所说的那样,一种天赋,并非人人都有,正好比某些人不能把任何事情都记在脑子里。她讲述故事时彻底、准确,具有非同凡响的生动性,而且体现出明显的愉快。她在讲述第一遍的时候十分流畅,但是如果我要求她再讲一遍时,她会慢慢地讲,以便人们能够把每一个细节都记录下来。以这样一种方式,大部分故事都像它们被讲述的时候那样被确切地保留下来了,其本真的光环是无可怀疑的。有人相信,通常情况下,传统很容易会被篡改,故事保留下来只是无心而为的,因此,故事不可能以相同的形式存在太久。说这些话的人应该听一下这位妇人在讲述一则故事时是多么准确,她多么注意故事的正确性。在重复的时候,她从来不会改变任何细节,而且,如果她发现有错误,她会立即停下来改正它。[3]威廉·格林努力强调人们世世代代都在以固定不变的方式传承与维护“口头传统”,强调他们转述“口头传统”时的准确性,强调这些“口头传统”一以贯之的结构与内容的准确性如何让当时的人们——包括他自己——感到亲切。然而,既然编入第二卷的许多童话并不是格林兄弟本人亲自搜集而来的,而是他们的朋友听到以后写下来再邮寄给他们的;既然威廉还把他自己的工作理念作为指导好友们帮助他搜集童话故事的工作要求——他要求他们把一切像他们所需要的那样记录下来,也就是说可靠而又简单,连同它所有特点,包括方言的特点,并且不加补充和渲染——那么,他对于这些资料的可靠性似乎也就没有理由怀疑了。可事实上,和从前一样,格林兄弟保留了对搜集到的童话故事的语言进行校订与润色的权利。今天,我们只要比较一下《格林童话》的不同版本,就可以看到格林兄弟(威廉自然应该负主要责任)是如何着手改编故事的了。强调故事讲述者的重要地位,坚持认为故事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是格林兄弟科学方法的典型特征,这些思想与理念都极大地领先于他们同时代的人。他们的工作方法贯穿始终,一方面努力保持童话的内容与情节的纯粹性,另一方面又对童话的语言进行校订与规范、提炼与润色,进而统一了童话的叙述风格。1819年之后,威廉·格林曾屡次修订《格林童话》。格林兄弟不仅搜集、抄写和发表了这些童话,并且在对这种文学体裁的理论意义的理解方面作了不少的研究工作。1822年,《格林童话》第三卷出版,其中包括了对某些童话的注释以及文学批评,并渐渐形成了格林兄弟的童话理论,这为现代意义上“故事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第一,在《论童话的实质》一文中,格林兄弟说,“给孩子们讲童话,是为了使最初的信念和心灵的力量在他们纯洁而又温柔的世界里萌芽和成长。”“童话好像是与世隔绝的,它舒服地处于优美、安逸而又平静的环境之中,对于外部的世界不想一望。”“童话不单纯是对那些为一时需要而制成的幻想的花纹所进行的五彩缤纷的、任意的编织,而在其中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意义、因果联系和思想。这里有对上帝和宗教的见解:对于同人民的历史一起产生、接受洗礼并且物质化的庄严的自然力抱有的古老信念。”[2]在这里,“童话的实质”被联系到“人的本质”,那是人类心灵向内部求索而获得的高度的自由与和谐,它在概念与范畴的世界里获得了“意义、因果联系和思想”,却不必与外在世界产生任何关联。如果说童话世界与外在世界有任何联系的话,那也只是作为人们主观意志为作用于客观世界而做的一种思想准备。第二,格林兄弟从地理空间的、民族的层面上把德国童话与法国、意大利的童话进行了比较,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同源关系。这种同源关系是格林兄弟从科学的分析工作中归纳出来的。这种学术思想逐渐形成了后世童话故事研究的基本“学术问题”——他们不仅仅鼓励各民族的“格林”去搜集、出版、研究各自民族的童话故事,还为新的科学领域(故事学)的形成奠定了材料基础、方法论与理论方向。第三,在强调各民族之间童话故事的同源关系的同时,格林兄弟同等强调了童话(包括传说)的民族性特质,这种特质具体地反映了各民族人民的民族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各民族的童话与传说又是各民族认同的基础。第四,格林兄弟还从类型的角度对童话、传说与神话进行了比较。他们敏感地发现,童话总是讲一些幻想的东西,总是与一些虚构的、神奇的、不符合自然规律的、无具体时空指涉的内容相关;而传说虽然也会涉及一些不可思议的情节,但是它们总是同一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具体地点相关联。童话富于诗意,而传说更接近历史真实;童话自然脱俗,而传说质实可征。此外,在他们看来,童话故事应该是神话的遗存。格林兄弟翻译的《爱尔兰精灵童话集》(1926)格林兄弟(尤其是威廉·格林)的故事研究并不限于对德国古代文献中故事的辑录及对德国民间流传的童话故事的搜集、整理与出版,他们还翻译了大量其他民族的故事。比如,1826年,格林兄弟翻译出版了《爱尔兰的爱尔菲童话集》,在这本译著的序言中,威廉的诗学天赋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那种专注于人民所创造的童话的优美形象与语言表现力的作品,为童话故事进入文学作品经典的行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必须指出,格林兄弟并没有从事现代意义上的田野作业,尽管威廉个人也曾亲自走访过农妇,聆听她们的讲述。格林兄弟童话集的主要材料来源是他们的亲戚与朋友,这些人大部分并不是不识字的农民,而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而且,正如阿兰·邓迪斯所说的那样,想当年,格林兄弟不满于布伦坦诺对于口头文本的改造,但他们自己却也没有脱离改造口头文本的做法。美国民俗学家Alan Dundes(1934–2005)三、《格林童话》的国际性影响格林兄弟的童话集在世界人民中间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他们激励许多国家的研究者和诗人们着手去搜集本民族、本地区的童话、传说与神话。虽然他们在传说与神话研究方面没有获得可以与童话研究相比肩的影响力,但是,他们一以贯之的清晰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思路、工作原则,却为他们之后世界范围内的“口头传统”研究者们提供了范例与准则。1856年,在回顾与检视了近40年的搜集与整理工作之后,威廉·格林写道:当我们的集子首次出版的时候,它是多么的独一无二啊,从那时以来,已经产生了多么大的收获啊!那时,当我们断言说这些故事里保留着思想与直觉,其源头应该在古代的黑暗中予以找寻,人们听了之后报以宽容的笑声。而现在,这几乎是不容否认的。在充分地意识到其科学价值之时,人们开始努力寻找这类故事,生怕会改变其任何一部分内容,然而,之前,它们只是被看作是毫无价值的幻想的娱乐,人们可以随意处置。[3]威廉的话朴实地描述了真实发生过的事情:童话故事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在许多地方,故事、传说、神话与民俗传统被记录下来。在德国所有地区,然后是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参与其事。在稳定增加的搜集者当中,有一些人引以为豪的是被他们家乡的人称为当地的“格林”。他们也经常会把他们的集子题献给格林兄弟,并公开说明他们的灵感来自于格林兄弟,他们的工作模式参考了《格林童话》与《神话学》。与此同时,对于童话故事与神话的普遍兴趣,激发了对于民间文学的所有方面的考察与研究,于是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故事学”“神话学”诞生了。民俗学家鲁思·麦克里斯·耶拿详细地描述了格林兄弟的影响史。他说,约翰·博尔特(Johannes Bolte)与格奥尔·波利夫卡(Georg Polivka)合作,以格林兄弟的调查研究为核心,在补充与修订的基础上,出版了五卷本的《格林兄弟儿童及家庭童话的注解》(Anmerkungen zu den Kinder-und Hausmdrchen der Bruder Grimm)。这部著作至今仍然是有关民间叙事的相关问题的有价值的研究手册。事实上,早在1823年,当埃德加·泰勒(Edgar Taylor)翻译了《德国流行故事》之后,人们对童话故事的热情就已经开始高涨起来了。埃德加的译本是一本翻译给英语国家的人看的幻想故事的选集,它一共包括2卷,分别出版于1823年与1826年。这个英译本是其他民族语言的译本的基础。埃德加虽然主要是针对年轻朋友而翻译介绍的,但是,他也渐渐地意识到了童话故事更广泛的重要价值,在译本中,他这样写道:获得快乐的时光并非译者唯一的目标。下文中故事所源自的丰富搜集,从一种文学的观点来看也是十分有趣的,这为这些瑰丽的想象性创造的广泛而早期的传播提供了新的证据,显然,它们出自于某些伟大而神秘的源头,那时,俄罗斯人、凯尔特人、斯堪的纳维亚人以及德国人,在他们多样化的结果中,已经吸收了最早的道德教化……[3]在他自己有趣的注释中,埃德加经常会参考格林兄弟的著作。《德国流行故事》之后出版了一部故事选《菲曼老奶奶》(Gammer Grethel),这里所谓“老菲曼”(old Grethel)的形象,代表的是格林童话中的妇人菲曼,她曾连续十二个晚上都在讲故事。埃德加·泰勒早逝之后,他的亲戚约翰·爱德华·泰勒继续从事他的工作。他的完整版故事选集叫《魔戒》(The Fairy Ring),多年以来,该书一直都是英语圈儿童最喜欢的读物。对于成年读者与民间故事学的学生来说,埃德加的译本很快就被玛格丽特·哈特的完整版所取代了,玛格丽特在她的著作的序言中指出:格林兄弟并不是为了给儿童提供娱乐,而是为民俗学的学生们储藏材料。安德留·兰在两卷本的故事集中撰写了长篇导言,讨论起源与传播的问题,他所使用的概念的依据,是后来被称作人类学派的方法,这种概念与方法与格林兄弟的理论恰好相反。Vuk Karadzic(1787-1864)一个又一个国家在出版传统故事的集子。来自斯拉夫语族的学者们的反应尤其强烈,这主要归因于沃克·斯特凡诺维奇·卡拉季奇(Vuk Stefanovic Karadzic)的塞尔维亚故事的成功。这些故事出版于1854年,已经是受雅各布·格林的激励之后好多年的事情了。当年,在维也纳,雅各布通过柯毕塔认识了沃克。那个时候,他就十分崇敬这个年轻的塞尔维亚人对他们本土民歌的搜集工作,把它们看作是纯粹的“天然的诗歌”(Naturpoesie)。雅各布为沃克的故事集的德语版写了一篇导言,这也为他本人提供了一个平台,使其得以详细论述他关于起源与传播的理论。自然,捷克与斯洛伐克的人民应当也欢迎格林兄弟指导他们寻找草根与他们人民的过去。帕维尔·约瑟夫·萨伐里克(Pavel Josef Safarik)的《斯拉夫人的古物》就深受雅各布·格林的影响。Pavel Josef Safarik(1795–1861)一个年轻的捷克学者,卡雷尔·亚罗米·厄尔本(Karel Jaromir Erben)也搜集故事,在记录的过程中,他遵循着格林兄弟的工作方式与语言风格。他帮助奠定了研究捷克童话故事的基础。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俄罗斯都有学者受到格林兄弟的影响,俄罗斯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阿法纳西耶夫(Alexander Nikolayevich Afanasyev)有“俄国的格林”之称。1914年,俄罗斯地理协会的民俗期刊以一整卷来纪念格林兄弟。丹麦的玛蒂阿斯·温特(Mathiaus Winther)、斯维德·格伦德维奇(Svend Grundtvig),瑞典的阿维德·奥古斯特·阿菲兹留斯(Arvid August Afzelius)以及贡那·海尔特-卡瓦留斯(Gunnar Hylten-Cavallius)都是他热情的学生。Alexander Afanasyev(1826-1871)Alexander Afanasyev《俄罗斯民间故事》插图格林兄弟与挪威的彼得·克里斯汀·阿斯宾杰森(Peter Christen Asbjornson)以及乔根·莫(Jorgen Moe)维持着亲密而友好的联系。后两者搜集了大量的挪威故事,集为《挪威民间童话》(Norske Folkeeventyr)。格林兄弟认为这是最好的一部童话故事集。这些故事的英译者乔治·韦伯·达森特把它翻译为《挪威流行故事》。他在斯堪的纳维亚见到了雅各布,二人之间具有许多共同点。雅各布还给达森特的译本撰写了导言,很好地展示了格林兄弟关于起源与传播的思想。正是达森特鼓励约翰·弗朗西斯·坎贝尔搜集与出版他的《西部高地的流行故事》。坎贝尔个人对于“故事学”(Storyology)这门新兴的学科十分感兴趣,并认为这门学科的创始之功应该归于格林兄弟。在他的《故事学》的导言中,他提及了他们,并且言及这样一个事实,即通过格林兄弟做出的范例:人们现在已经在从世界多数地方搜集故事。人们从美洲印第安人的讲述中,从南海的岛民那里,拉普人、萨摩亚人、德国人与俄国人那里搜集。传教士们出版了非洲野蛮人的寓言故事;有文化的人翻译了阿拉伯语的、梵语的、汉语的手稿。甚至埃及人的莎草纸也被挖掘出来了,人们努力要获得它们的意义,凡此种种,都提供了故事,它们都与现在口头讲述的故事极其相似。[3]阿斯宾杰森(1812-1885)及其位于奥斯陆的雕像Jrgen Moe(1813–1882)在芬兰,雅各布关注《卡列瓦拉》并创造出一个最让人喜爱的氛围,对搜集与整理工作感兴趣的人数在增长,与此同时,人们也想要调查故事的起源、意义及传播。这导致了作为民俗学家群体的“芬兰学派”的兴起,他们在一种时间与空间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民间故事。这一研究的一项成果就是史蒂斯·汤普森的皇皇巨著《民间文学的母题索引》(Motif-Index of Folk Literature)以及阿尔奈与汤普森合著的The Types of the Folktale,这两种著作都是民俗学家必备的工具书。1952《卡列瓦拉》搜集者隆洛特像在故乡Sammatti揭幕《卡列瓦拉》整个英格兰群岛的搜集活动都是受格林兄弟工作的刺激开展的。人们可能会记得阿迪、巴林-古尔德、哈特兰、亨特甚至雅各布,最终有多卷本的乡村民俗集出版。Stith Thompson(1885-1976)托马斯·克罗芬·克罗克(1798-1854),1849托马斯·克罗芬·克罗克(Thomas Croften Croker)在爱尔兰展开搜集工作的时候,大概也正是《格林童话》首版的时候。他的《爱尔兰南部幻想传说与传统》出版于1825年,事实上,该书还被格林兄弟翻译成德语,他们在其中看到了童话故事的本真性,还给这本书撰写了一篇长长的有关幻想知识的导言。这是一个民族民间童话故事传统交叉互哺的有趣的例子——爱尔兰的故事在德国被热情地接受。对于许多读者来说,它们是从德语到凯尔特—苏格兰—爱尔兰传统的第一座桥梁,反过来,1828年的英语版本偿还了德国人表达的敬意,其中包含了格林兄弟导言的译文。帕特里克·肯尼迪——一名都柏林的书商——于1866年至1871年之间,出版了三卷本的故事集,被称为“爱尔兰的格林”。在低地国家以及巴尔干半岛的各个国家中,知识阶层普遍意识到了搜集传统的需要,虽然当时这些传统仍然十分流行,尤其是在乡村人民那里。在法国,也有许多搜集者,佩罗之后有一段时间搜集活动减少了,但是出版了多卷本的《寓言的小屋》(Cabinet des Fees)。法国童话故事的搜集者之一伊曼纽尔·科斯奎(Emmanuel Cosquin),一开始是格林兄弟的热情的崇拜者,后来又疯狂地攻击他们的理论。欧洲的南部也开始搜集童话故事,其中,伊塔罗·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因为他的《意大利的童话》(Fiabe Italiane)而被称为“意大利的格林”。他也公开承认受益于格林兄弟的工作方法[4]。卡尔维诺(1923-1985)及《意大利童话》格林兄弟极大地改变了口头传统研究的方法,尤其是给予民间故事以全新的地位。达森特总结了这一发展,他说:“通过格林兄弟的劳动,他们已经提升了过去被看作是儿童的幻想故事与老妪的寓言……它们现在值得成熟的男人们花费精力来进行研究,具备人文科学的全部尊严。”四、格林兄弟对于传说、神话及民俗的研究长期以来,格林兄弟一直都怀有一个宏大的学术计划,那就是搜集与记录人民创作的一切口头作品与民俗。这种理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806年,当时,格林兄弟参与了布伦坦诺与阿尔尼姆合作创作的《男童的神奇号角》,这是一部德国民间抒情诗歌集。1815年,格林兄弟撰写并分发了一份“搜集民众诗歌的倡议书”(Circular Concerning the Collecting of Folk Poetry),号召人们对本地的故事以及其他口头传统开展地方性的记录。雅各布非常简洁而又精确地介绍了他想要搜集的内容,并简要提示了开展搜集工作的具体办法。他强调了“口头传统”自身的传统性、弥散性、普遍性,强调它对于历史、语言及文学研究的重要性。他特别指出了有待搜集的材料范围,它包括:(1)民歌与韵文,它们在不同的季节性事件里演唱,在节日里演唱,在纺纱房与舞厅里演唱。与此同时,人们在田野里劳作。最重要的是,这些民歌与韵文包含着史诗的内容,也就是说,在这里,很可能以它们的词语、手势与音调,某种行为发生了。(2)散文性的传说,尤其是许多童话故事,这里面有巨人、侏儒、魔鬼,被施了魔法与解除了魔法的公主与王子,魔鬼、宝藏以及魔幻性能够满足人类愿望的事物。而且,地方传说被讲述与记忆,因为它们能够解释与说明某个地点,比如大山、河流、湖泊、沼泽、废弃的城堡、塔、岩石以及所有过去时代的纪念物。人们应该特别注意动物寓言,通常是与狐狸、狼、公鸡、狗、猫、青蛙、老鼠、松鼠等有趣的动物有关。(3)幽默的骗子的故事与趣事、长故事;古老的曾经风行一时的木偶戏,里面有小丑与魔鬼。(4)节日、习俗、惯用语与游戏;生日庆典,婚礼与葬礼;古老的习惯法,利息费用与赋税,土地的买卖与租赁,边界争端的裁决,等等。(5)有关魔鬼、幽灵、巫术、好的与坏的预兆、鬼怪与梦的迷信。(6)谚语,动人的智慧,修辞格与复合词。[3]雅各布·格林强调,所有材料都必须被忠实地记录下来,“不要修饰与添加,从讲述者的口里出来,无论何时,有可能的话,要用他们自己的词汇”[3]。即使是那些貌似无意义的话、片断性的信息,也要记录下来,不允许记录者擅自删除或者自行阐释这些信息。在雅各布看来,用当地方言来记录上述材料尤其具有价值;同一则故事的异文从来都不应该弃之不顾,因为在比较它们的同一版本之后,总是可以发现新鲜而难以预料的重要细节。此外,按照雅各布的理解,小城市要比大都会更有可能搜集到这样的材料,而乡村——尤其是那些偏远的乡村——则较之小城市可以收获更多材料。在这些地方,某些职业(牧人、渔夫、矿工,普遍来说是老人、妇女与小孩)被认为是材料好的“源泉”。面对新技术发明的迅速扩展,人民生活的迅速变革,格林兄弟认为,人们对于旧的童话和传说不再感兴趣的时代可能很快就会到来,因此,搜集与记录民众诗歌的任务十分急迫。他殷切希望并告诫那些可能会对民众诗歌感兴趣的朋友,应该在年老的讲故事的人把他们所知道的一切带进坟墓之前,把他们所知道的童话和传说记录下来。他们倡议那些纯粹出于热爱而搜集民众诗歌的人们组织起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他们甚至指导大家把每一个事象记录在单页的纸上,标注搜集的地点、社区与日期,记录者与讲述者的姓名等信息。作为语文学家,他们当然不会忘记提醒大家去当地的档案馆与修道院去看看,记录一下古代德语的书籍与手稿未被登记的信息。[5]差不多从1806年开始,在编辑童话集的同时,格林兄弟开始搜集传说了。他们以与搜集、编辑童话相类似的方式搜集、编辑传说。无论这些传说的材料来自口头还是书面,他们都会进行统一的加工与润色,力图用通俗无饰然而又是他们所习惯的流畅语言来转述这些传说。换句话说,他们尽可能地保留了传说的内容与形式,但是作为语言学大师,格林兄弟并不是他们搜集来的传说材料的“奴隶”,只要人们认真地阅读他们的传说集,都可以清楚地分辨出兄弟二人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二重唱——雅各布的语文学的准确性与威廉的诗学的洞察力。1829年,威廉·格林出版了《德国英雄的传说》,其中包括了6~17世纪德国英雄传说的材料。在这本书里,威廉·格林叙述了德国史诗的起源与发展的理论,把德国史诗研究提升到与古希腊史诗研究同等重要的地位。推而广之,在威廉·格林看来,人类一切民族的史诗,都是“出自无名作者之手的最具有诗意的出色作品,它们朴实而自然的形式,极为深刻而丰富的内容,这本身是一幅新的、纯洁的、朝气蓬勃而又繁荣兴旺的生活图画”[2]。传说与史诗是威廉一生持续关注与研究的主题,他深入研究了上古、中古时代欧洲各民族的各种史诗,在他看来,传说与史诗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2]此外,1816年与1818年,格林兄弟还出版了《德国传说》。1821年,威廉·格林出版了《论德国古代民歌》。民歌也是格林兄弟长期以来一直都关注的对象,威廉个人更是对古代典籍中的民歌材料十分熟悉,这本著作就充分地体现了他的专业水准。当威廉在古代德语文学中发掘其潜在的诗意的力量的时候,雅各布也在专心致志于德语语法的规律性的总结之余,于1828年出版了《古代德国法律》一书。他从古代法律文件文本中了解那个时代的语言、民间习惯、信仰和人们的生活方式。这是一部有关德国古代社会民情风俗的重要文献。但是,必须强调的是,雅各布绝不是为了猎奇好异而研究过去的法律与生活习俗,而是试图通过正确地理解过去的本土的法律文献,助益于逐渐临近的法制改革。1835年,雅各布又出版了《德国神话》一书,该书辑录了大量关于创世、自然、动物与植物的起源、日月星辰的更替以及关于死亡、命运、犯罪与救赎等重要主题的神话,作者以鲜明、形象、准确的语言倾心撰写了这部著作,为后来神话学的出现做好了准备。对于古代人民的神话讲述,雅各布特别指出:我们的祖先,直到偶像崇拜时代为止,并没有用野蛮、粗鲁、没有任何规则的语言说话,而是用灵活、发达、从远古以来就适用于诗歌的语言说话。他们并没有过着混乱、野蛮、乌合之众的生活,而是根据自古以来保留下来的关于正义的合理认识,过着自由联盟的生活,遵守着严肃而又美好的风俗习惯。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想用同样的而不是任何别的方法证明:他们的心充满了对于上帝和神的信念,他们的生活对于主宰者,对于胜利的喜悦和死亡的鄙视……充满了简单而又美好的(虽然是不完善的)认识。人民没有宗教是无法生活的,他们的语言和风俗从远古时代起直到现在还保留着健全的形式。[2]这显然是一种所谓“民族浪漫主义”的语言观与诗学观,按照“后来居上”的社会进化论的学术观念,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对于过去时代的美好幻想。但是,至少在雅各布的比较的历史语言学看来,古代神话所反映出来的诗学并不能证明后来的理论话语的正确性。恰好相反,古代人民对于神话世界的信仰,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落后或者愚昧的反映,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想象力的表现;事实上,古代人民同样沐浴在太阳的光亮之下,同样具有高尚的素质,这种高尚的素质为不同的民族保留了他们的风俗习惯和权利。因此,创造力并不专属于现代,古代人民同样具有极高的创造力。五、格林兄弟的自由与民主思想格林兄弟的学术生活并不外在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也不脱离他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生活。他们研究语言、文学与法律,并不是为了供读者消遣,也不是为了逃避社会,而是为了让过去的伟大成就为现代的利益服务。雅各布·格林公开宣称:科学不仅教人真理,而且在必要时还应捍卫现实生活中的真理。在他看来,科学固然保存了人类最宝贵的财富,是人世间的无价之宝;但是,同人的立身之本(他指的是毫不动摇地尊奉神圣的信条)相比却又是微不足道的,在哥廷根七君子事件之后,他说:我岂能一边在穷究体现我们父辈纯洁美德的德意志法,一边自己又恣意践踏当代的法律?如果居然有人说,在我生活的时代,在我生长的国度里,绝大部分人都弄假宣誓,叫我如何致力于德国历史和传说的研究呢?[2]非常明显,格林兄弟的语文学与“口头传统”研究,并不是单纯地为了研究而研究,为了博学而博学,他们具有迫切的现实使命感。当拿破仑占领德国的领土时,他们通过自己的研究寻找安慰,积累丰富的知识,为德国人民发扬爱国主义树立信心。他们坚信,他们的学术工作从根本上有助于德国人民争取自由与统一的斗争。因此,他们的学术生命是与他们时代的任务密切相关的。雅各布·格林曾数次投身于政治实践活动,他亲眼目睹了德国境内各邦林立、经年混战导致的民生凋敝、社会动荡,也亲身感受到了他那个时代进步知识分子与广大人民群众期盼统一,实现民族复兴的强烈愿望;与此同时,他也亲身体会了自己所在邦国内部专制统治的严酷,感受到了德国人民的政治良心已经苏醒的时代风尚。故乡哈瑙市政厅前格林兄弟的塑像(作者Veitinger)19世纪中期,在格林兄弟生活与工作的晚期,德国的法律学者要求制定全德国统一的法律,日耳曼学者对统一德国文化的要求越来越强烈。雅各布·格林越到晚年,民主与法制的意识越强烈,他对于自己学术著作的政治意图从不隐讳,承认他的著作是“渗透着政治的”。在他看来,他的法律、语言与历史研究,一切的一切,如果“没有宪法,所有其他计划和著作都是毫无意义和毫无用处的”[2]。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如果格林兄弟的学术生活不被放置在他们政治思想的框架内进行理解的话,就会显得十分琐碎而片面。格林兄弟(尤其是雅各布·格林)一再高度评价其赖以自由和平静地生活的宪法,因为宪法能够使大家有最大的保障,能够授予并保证每一个人不可侵犯的行动自由;而“自由”的概念又是非常神圣的,全体德国人是自由的,自由应当使德国的空气也变成自由的空气。1985年联邦德国的《格林兄弟诞辰》邮票格林兄弟的“口头传统”研究是十分伟大的,因为他们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民间文学研究;格林兄弟的“民族语文学”也是十分伟大的,因为他们为德意志的政治统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格林兄弟的“民主与自由的思想”尤其伟大,因为这是支撑他们卷帙浩繁的大型学术工作的灵魂与主心骨。不只是格林兄弟,事实上,整个19世纪至20世纪的前半叶,由于文学的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原因,几乎所有的民俗搜集物都被掺假或者净化了。因此,对于现代民俗学家而言,重要的问题不是去描述格林兄弟事实上做了什么,而是理解他们当初声称想要做什么。参考文献[1](德)赫·格斯特纳.格林兄弟传[M].顾正祥,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2](德)格·盖斯特涅尔.格林兄弟[M].刘逢棋,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3]Ruth Michaelis-Jena.Oral Tradition and the Brothers Grimm[J].Folklore,1971(4).[4](意)伊塔尔·卡尔维诺.论童话[M].黄丽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5]Jacob Grimm.Circular Concerning the Collecting of Folk Poetry[A].Alan Dundes.International Folkloristics:Classic Contributions by the Founders of Folklore[C].Lanham,MD: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1999.注释1887年,一份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杂志《公开审理》(Open Court)中发表了由李·J.万斯(Lee J.Vance)撰写的《民俗研究》,介绍了一门名为“民俗研究”的新学科。在这篇文章中,万斯把这门新学科的历史根源追溯到19世纪初格林兄弟对于故事与传说的搜集工作。参见:Lee J.Vance,1887,Folk-lore Studies,Open Court,No.1.P612。另外,还有许多学者同样把格林兄弟称为“民俗学的奠基人”,可参见:Sadhana Naithani, 2014, Folklore Theory in Postwar Germany,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P11。萨维尼认为,任何一个群体的传统法律都反映了这一群体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这一观点与赫尔德极其相似。赫尔德曾经说,一个群体的精神,体现在他们的民歌当中。赫尔德于1773年创造了“民歌”(Volkslieder)这一术语,出版了《民歌:歌曲中民族的声音》论文集。1811年,雅克布发表了《论古代德国的工匠歌》,威廉发表了《古代丹麦英雄诗歌、叙事诗和童话》,这是他们的处女作。之后,他们还于1812年出版了两部杰出的中世纪前期史诗《尼伯龙根之歌》《维索勃隆的祈祷》,1815年出版了史诗《可怜的亨利希》和《老伊达之歌》,等等。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家路德把《圣经》翻译成了德文,人们开始以较为尊重的态度对待德语;18世纪中叶,赫尔德对平民语言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并称之为“民族的财富”。有关格林兄弟着手记录与改编童话故事的详细分析与评论,可参见:麦克斯·吕蒂:《童话的魅力》,张田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69页。International Folkloristics:Classic Contributions by the Founders of Folklore,edited by Alan Dundes, 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s, 1999, P5.以上有关格林兄弟之影响的介绍材料,转引自Ruth Michaelis-Jena:Oral Tradition and the Brothers Grimm,Folklore,1971(4).来源:《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说明:满学工坊配图并对论文细节予以订正:1.《鹅妈妈的故事》作者沙尔利·佩罗为法国诗人,原文误作德国,其法文名为Charles Perrault;2.有“俄国的格林”之称的俄罗斯民俗学家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Афанасьев中文习惯翻译作“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阿法纳西耶夫”,英文作“Alexander Nikolayevich Afanasy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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